公羊姓是中华罕见复姓之一，人口极为稀少，如今几乎绝迹，是中国姓氏中最具学术气质和文化影响力的复姓之一。公羊姓的诞生与一部儒家经典紧密相连——《春秋公羊传》。战国初期，齐国人公羊高是孔子弟子子夏的门人，专攻《春秋》之学。子夏传授《春秋》给公羊高，公羊高口授给儿子，再传至玄孙公羊寿。经过五代人口口相传，至西汉景帝时期，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一起将这套口义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在竹简上，这便是《春秋公羊传》的成书过程。公羊家族因传授这部经典而获得复姓“公羊”，成为以学术传世、以经籍立命的独特姓氏。公羊姓人口虽极少，但《公羊传》作为“春秋三传”之一，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却举足轻重。汉代董仲舒发明“大一统”“天人感应”等学说，皆以公羊学为理论根基，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

公羊高是战国时期齐国人，相传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得意门生。孔子晚年修订《春秋》，文辞简约，却暗寓褒贬，后世称之为“微言大义”。孔门弟子中，子夏对《春秋》钻研最深，得孔子真传。子夏将《春秋》之学传授给公羊高，公羊高再口授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这样口耳相传了五代，到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时，已是西汉初年。汉景帝时期，经学繁荣，今文经学逐渐兴起。公羊寿与齐人胡毋生一起，将祖辈口口相传的《公羊》义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记录在竹简上，正式写定成书，这便是《春秋公羊传》。公羊传以问答体的形式，逐条解释《春秋》经文，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专治公羊学，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援引《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思想、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公羊传》因此被立于学官，成为汉代官学中的显学。此后，《公羊传》被尊为“春秋三传”之一，与《左传》《穀梁传》并列，历代都有学者研习。可以说，《公羊传》深刻影响了中国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公羊高、公羊寿、公羊弼等公羊家族的成员因世代传承这部经书而获得“公羊”氏。《通志·氏族略》记载：“公羊氏，公羊高之后，以为氏。”这一复姓不同于以封邑、官职得姓，它完全是一个学术家族的标记，是“以名为氏”的变体。公羊姓在汉代之后逐渐衰落，原因可能是家族人口不蕃，或因学术流派式微。《公羊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冷落，直到清代晚期才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公羊姓在历史上一闪而过，如今已近失传。

公羊姓得姓方式为“以名为氏”（即以其始祖公羊高的名字为氏），得姓始祖是战国大儒公羊高。公羊姓的郡望主要有齐郡（今山东淄博一带）和东海郡（今山东郯城、江苏连云港一带）。齐郡是公羊高的家乡，也是公羊姓最早的郡望；东海郡则是公羊寿晚年活动的地方。公羊姓人口极为稀少，在史册中寥寥无几，除了公羊高、公羊寿、公羊弼（西汉公羊学者），几乎找不到其他姓公羊的人物。这个姓氏仿佛是专为《公羊传》而生，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纪念一部经典。公羊姓人代表了一种以学术为生命的文化品格：他们博学笃行、坚守道统、善于解读经典、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公羊学强调“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公羊姓人也因此往往关心时政、有家国情怀。公羊姓人的品格可以概括为：博学传经、坚守道统、经世致用、温厚坚毅。公羊姓虽然已经濒临消失，但它作为中华学术传承的一个文化符号，永远镌刻在中国经学史之中。

子夏弟子公羊高，以公羊为氏。极少数公羊姓人，他们的姓氏来自《春秋公羊传》的经典与大一统的思想。公羊，一个承载着学术与传承，蕴含着温厚与坚毅的复姓。